摘要：网络民族主义何以在中国高涨不衰，为何以反日为突出特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导语：公民社会的推进力量——市场经济在中国仍然被控制在政治权力手中，公民社会认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发育不良而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在中国崛起、中日历史问题再次被摆上议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身份认同更加复杂，网民以国家立场看待其他民族的利益及其行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也便容易理解了。
从民族主义到网络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及新学说，它产生于18——19世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最初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密切相关，是作为反对征服和压迫弱小民族的哲学而出现的，在社会群体层面，它是谋求并维持自治的意识形态运动，以期形成形成群体的民族认同，而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就是一种个人对民族国家高度忠诚的思想状态。民族主义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影响是多维度的，从认识到态度，从生活观念到行为方式，从而最终产生民族身份认同。
无论何种民族主义均以意识形态差异为核心，以民族利益为立足点，强调本民族的利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以对抗的姿态应对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个体与群体的有机共同体状态，通过维持和引导民族情感而获得政治力量。
简单地说，网络民族主义即网络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是民族主义思潮在互联网时代的表现。网络民族主义的实质是“基于互联网传播的民族主义言论、情绪和思潮，表达、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扩散民族主义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推动现实行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网络传播行为”（闵大洪，2009）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其低准入门槛为公众参与和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技术保障和平台基础，互联网打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平等的沟通机制促成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结合，从而汇聚大量的民族主义者。
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反日入常签名
网络民族主义越来越不仅仅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情感价值集合体，而是具有了社会行动者的属性，网络民族主义已嵌入到社会中，在网络内外联动。
网络为相关社会行动提供了便捷而低成本的平台，在整体上强化并放大了大众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网络的虚拟化特征使民族主义情绪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在特殊事件爆发后的社会情境中，更容易出现情绪极化并演化为社会行动；网络的扁平化结构与去中心化、去科层化、去地域的特点使得社会行动可以跨区域甚至跨国地展开。
网络民族主义行动是一种“蜂拥”的模式，因为在网络动员环境下, 分散的个体、小团体能够按照预定计划或动态联系来调整行动, 并从不同方向聚集于一地或多个场所。（约翰·阿尔奎拉、戴维·龙费尔特，2001）
2004年日本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起新一轮攻势，希望于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时达成目标。之后韩国团体最先发起了“反日入常签名”，2005 年 2 月 28 日美国华人团体“世界史维会”跟进，开通第一个签名站点，3月19日该会与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者“中国 918 爱国网”总编吴祖康先生合作开通“918 长城签名总站”，中国民间团体开始加入签名活动。
图：反日入常
签名活动的报道见诸网络后导致“918长城签名总站”流量暴增，服务器无法承受而发生故障，随后盛大网、新浪网、搜狐、网易依次加入，活动中共计有超过286个中国网站参与。此后，各地也开始出现街头与校园签名请愿。
3月24日全球签名人数突破百万、3月27日突破千万。最后，6月30日“世界史维会”等团体将41个国家42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该活动至此可谓划上句点。
网络为签名请愿提供了活动空间，甚至使跨国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相较于街头签名请愿，网络签名降低了活动组织者的举办成本，以及一般公众的参与成本，效率效益更高。
“反日入常签名”也是公民外交的一个实例。本国公民借由影响国内外各种对象，以影响本国政府与他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最后获得他们所追求的各项利益被称为公民外交（赖钰麟，2001）反日入常签名掀起的舆论成为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后盾，舆论代替政府发声并提供民意支持。
2005年4月12日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网络签名活动是否对中国政府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立场产生影响的提问时，发言人称：“中国政府将本着对国家、 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 妥善处理安理会改革问题。” 暗示了该活动对中国政府的可能影响。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背后：历史文化与身份认同焦虑
民族主义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核心，具有排外性，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中的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所以其实质是国家主义、网络爱国主义。
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具有突出的“反日”特点，先后出现的国家民族主义网站中涉日民间网站最为典型，如九一八战争研究会网、 9·18事件纪念馆网、 中国保钓志愿者网、反日右翼联盟网等；民族主义者聚集的网络论坛内容也以中日关系和涉日议题为主。
图：民间对日索赔
2003年是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元年，以当年中日关系出现中出现的一系列民族主义激烈争端事件为标志，“保钓运动”“京沪高铁争论”“毒气弹赔偿”等一系列涉日事件的讨论引发了网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自2003年以来，日本几乎一直处于中国舆论纷争漩涡的中心，原因自然与日本国内不断出现的右翼言行有关，但根源还在于“历史问题”。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自豪感与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共同构成了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中日间渊源于甲午战争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时并未被完全解决，而是被悬置起来，被有意地冻结在两国各自的战略需要形成的格局下，具体表现形式有钓鱼岛问题的“搁置争议”等。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缺少交流，造成难以形成必要的共识以及相互理解的后果。在民族主义者中，历史问题就成了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
图：民间保钓运动
另一方面，中国自90年代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中国在逐渐崛起，而与之相对的是日本经济上呈现为衰退状态，衰落的日本成为中国自我认同的外部背景，中国从与日本的对比中看到了自己的伟大前程。随着崛起，中国对自我的认同开始强化起来，力量的增长为中国的自我认同提供了基础，但如何权衡与使用这种力量也使中国的自我认同出现焦虑，未来中国人可能会以一种更加对抗的姿态应对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看待世界的眼光也变得更加锐利。
曼纽尔·卡斯特提出认同的三种形式，合法性的认同：即公民社会的认同，可以产生一套组织和制度，以及一系列被结构化和组织化的社会行动者；拒斥性的认同：即公社或社区认同，由那些在支配的逻辑下被贬抑或污名化的位置/处境的行动者所产生，他们以此反抗社会既有体制原则；计划性的认同：即主体认同，指当今社会行动者不管基于哪一种他们能获得的文化材料，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它们的社会位置，并藉此而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
卡斯特认为在身份认同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拒斥性认同和主体认同甚至超过了公民认同。但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情形，历史原因与转型中的社会现实造成中国在身份认同的各个方面都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比如公民权认同。中国正处于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大量的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公众主体意识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理性与非理性声音交织的网络民族主义同时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政治功能，是促进公民意识生成的新路径、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新平台以及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的新动力。（吴学兵，2007）
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推进力量，自由繁荣的市场经济可以促成公众形成熟理性的公民认同，但市场经济在中国仍然被控制在政治权力手中，公民社会认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其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带有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公众以国家立场看待其他民族的力量与利益，从而出现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加之在中国崛起、中日历史问题再次被摆上议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身份认同更加复杂，网络民族主义高涨也便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