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今，针对一些从事违法活动的微信账号，微信平台可以在主动发现或者接到其他用户投诉后将其封号。于是随之就出现了专门提供微信号***的服务。
这些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一般通过预加好友或者*****等方式，来给需要***的微信号***，并收取一定费用。找他们***微信号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微商和普通用户，另一类是利用微信进行违法犯罪的人，比如开设微信群进行网络赌博、通过微信发布诈骗信息进行电信诈骗的违法犯罪分子。
给微商或者普通用户***微信号的，一般不涉嫌违法，但如果是给想利用微信来犯罪的人***微信号，就涉嫌违法了。那么，对于提供微信号***服务这种行为，到底应该如何定性呢？小文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中立的帮助行为
由于微信号***服务，既可以提供给普通用户，也可以提供给想利用微信号违法犯罪的人，所以这种服务就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也就是既可以用来服务合法的事，也可以用来服务违法的事。这就好比一个人卖菜刀，既可以把菜刀卖给对方用来切菜，也可以把菜刀卖给对方用来杀人。对于这种行为，刑法上有一个专门的概念：中立的帮助行为。
所谓中立的帮助行为，指的是一种无害的日常行为却帮助了犯罪的实施。比如开出租车就是一种无害的日常行为，但出租车司机明知一个人要前往某地杀人，还把他拉到那个地方的，客观上就帮助了杀人罪的实施。
那么中立的帮助行为到底要不要处罚呢？如果处罚，可能会让从事正常活动的人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一不小心就犯罪，影响正常社会生活；但如果不处罚，这种行为毕竟是帮助了犯罪，也不应当放纵。
对于中立的帮助行为，肯定要设置处罚的界限，限制处罚的范围，不然的话就没人敢从事正常的业务了。问题是，这个界限怎么划？一般情况下，只有被帮助的人确定要实施犯罪，且很快就要实施犯罪，帮忙的人在其中起的作用又比较大，并且明确知道自己是在帮助犯罪时，才可以将这种中立的帮助行为认定为具有可罚性。
比如，一男一女在出租车上，男的显露出要强奸女的的意思，出租车司机也看出来了，此时男的让出租车司机往偏僻的地方开，出租车司机照做的，就不再是日常行为，而是对犯罪的帮助了，就具有可罚性了。
本案中，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对于委托他们***的微信号的性质，其实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在具体操作帮助***过程中，微信平台会提示微信号被封原因，比如“涉嫌诈骗”“多人投诉恶意营销”等，所以他们是知道这些微信号一旦被***，是很可能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事实上，这些微信号在***后也的确很快就实施了犯罪，而微信号***，对于这些微信号继续进行犯罪活动，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此，就不能再认为***微信号是日常行为，而应当认为是帮助了犯罪、值得处罚的行为。
既然这些***微信号的行为值得处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按照什么罪处罚？
和利用微信号犯罪的人成立共犯
***微信号是对利用微信号实施犯罪的帮助，所以首先可能成立的是相应犯罪的共犯。成立共犯需要提供帮助的人客观上促进了犯罪行为，还需要提供帮助的人与直接实施犯罪的人有共同故意与意思联络，也就是提供帮助的人知道对方在实施什么犯罪，并且知道是在帮助对方实施这一犯罪。
在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明确知道对方要利用微信号实施何种犯罪，还提供***服务时，可以认为其与对方具有共同故意与意思联络，成立相应犯罪的共犯。
比如，本案中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明知道对方***微信号是用来进行电信诈骗，还帮对方***，之后对方使用该微信号进行电信诈骗成立诈骗罪时，***微信号的人也成立诈骗罪的共犯。
即便不知道具体实施诈骗的人的具体身份，即便他尚未被查获，只要有证据表明他的确是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提供帮助的人就能成立帮助犯。也就是说，本案中即便尚未抓到利用微信号实施犯罪的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被***的微信号的确是用来实施犯罪了，那么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就可以成立共犯。
单独成立帮信罪
如果只是知道***的微信号会用于犯罪，但不知道具体用于什么犯罪，或者以为微信号是用来电信诈骗的，但其实是用来开设赌场的，又该怎么处理呢？这种情况下，由于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与使用微信号犯罪的人，对于具体犯罪没有共同故意和意思联络，就无法认定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成立共犯了。
为解决这个问题，《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一个罪名，这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帮信罪”。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还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时，就成立这个罪。
网络犯罪具有匿名化、隐蔽化的特点，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很多情况下并不知道***微信号的人何时用微信号进行何种犯罪，如何进行，具体的被害人是谁，涉案金额大致是多少。此时如果将他***的微信号所涉及的全部犯罪都让他负责，恐怕对于他而言责任过重；但如果不追究这种行为，又是对他帮助犯罪极大的放纵，因为如果没有他提供***服务，很多犯罪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实施。于是，刑法就将这种具有帮助性质的行为独立规定了出来，也就是不管被帮助的人实施了什么犯罪，提供帮助的人都成立帮信罪。
虽然刑法将帮信罪单独规定了，但这并不是说，只要实施了帮信行为，无论之后被帮助的人有没有实施犯罪，提供帮助的人都要处罚。如果是这样，处罚范围就太宽了，就会将没有什么危害性的行为也作为犯罪了。
比如，本案中，假如行为人给对方***了微信号之后，由于某种原因，对方并没有使用该微信号实施犯罪行为，那么，即便一开始行为人知道对方是打算使用微信号实施犯罪才帮他***的，行为人也不能成立帮信罪，因为他最终没有帮助任何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他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自然不应当受到处罚。
成立帮信罪还需要“情节严重”，这就需要结合被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不法程度，帮助行为对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大小，所帮助的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数量多少等来综合考虑了。比如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为3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支付结算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的，或者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属于情节严重。
小结
本案中，提供微信号***服务的人，在明知对方会利用微信号犯罪却仍然***的，其行为具有可罚性；如果***微信号的人明确知道被***的微信号是用来实施哪种犯罪的，那么***微信号的人就是这种犯罪的帮助犯；如果***微信号的人只是知道微信号会用来犯罪，但不知道会具体用来犯什么罪，或者弄错了对方利用微信号要实施的犯罪，那么就不成立相应犯罪的共犯了，而是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