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 第123期】
今年，我在北外开设了“中文文学作品英译”课程。第一周，同学们当堂闭卷翻译了《围城》开篇一小段“红海早过了”。第二周我展示了两份译文供评析，同学们积极进行“自我批评”，指出“例文”在用词方面大大胜过自己。比如它们将“半透明”译成“translucent”，将“酡红”译为“flushed red”，将“海风”译为“sea breeze”，而不少同学只能大致译成“semi-transparent”“red”和“sea wind”。也有人提出两则译文句式颇有特色，不符合语法常规，形成了陌生化的文学效果。
热烈讨论后我问大家：这两位优秀的译者是谁呢？答案揭晓：一个是百度翻译，一个是DeepL翻译。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才回过神来，开始给“机翻”挑毛病：从最基本的语法问题，到衔接与连贯，再到文体风格等。这一戏剧性的反转引人深思。一方面，机器翻译发展迅猛，即便处理最具创造力的文学文本也能让读者基本读懂、可接受，翻译质量甚至超过了一部分学生。另一方面，普通的翻译学习者在评价译文质量时还缺乏辨识力。那么，人类译者会被取代吗？
如今，各大翻译引擎都可以提供免费即时翻译，不仅速度惊人，质量也基本能满足日常交际，尤其适合那些量大、时间紧、要求不高的翻译任务。若是重复性和规律性较高的文本，机器翻译比一些人工翻译还要精准。事实上，不少合同、咨询报告和畅销书的翻译都开始采取“机器翻译—人工译后编辑”模式，通过项目管理、人机交互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一趋势给翻译工作者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技术挑战和伦理问题。社会上关于“机器翻译能否取代人类译者”的论说此起彼伏，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了冲击，一些译者和外语专业的学生开始为职业前景担忧。也有一些译者对新技术表现出抗拒，质疑机器翻译的质量，未能正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潜力。这除了源自传统译者对机辅翻译的不了解，恐怕也是出于对技术解构作用的恐慌。
在机器翻译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译者何去何从？我想，北外校训“兼容并蓄，博学笃行”极好地概括了当代译者的使命。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和科技革命都离不开翻译浪潮。译者面对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首先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做一个虚心勤勉的学习者，然后才能“择当译之本”，并基于现实语境和具体目的来阐释和传播，完成这项复杂的、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翻译需求激增，一味排斥机器翻译对于译者个人、社会发展和文明融通都没有益处。未来机辅翻译会像过去的辞书一样普遍。“翻译技术”已被纳入翻译专业的核心课程，而许多语言服务公司的招聘条件中也有“熟练使用翻译软件”这一条。
但同时，译者不能忘记自己“译”的本职。如果依赖机器，对译文的优劣对错缺乏鉴别力，或是明知机器翻译的版本不够好却无力改进，无法对译文终稿的质量负责。届时可能会引发职业伦理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新问题。时至今日，读者在批评译著文理不通、表达生硬时依然会说“机翻痕迹严重”，而在褒奖优秀译著时则不会说“翻得像机器一样好”，足以证明大众对人类译者有着更高的认可与期待。据称，机器翻译的准确率可达90%，且不谈这一比率是如何测算出来的，即便如此，人类译者仍大有可为。越到最后完善起来就越困难。10%的差异足以构成本质区别，正如人与猫的基因相似度也高达90%，而人与香蕉的基因序列都有60%的相似度。意义的不确定性、翻译的目的性、特殊文类的创造性都决定了翻译是一系列复杂的选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要做好这最后10%，译者必须“博学笃行”。只有夯实母语和外语的基本功，深耕领域知识，才能根据情境做出合理判断和选择，并融入个性化的体验与灵感，创造出不仅仅是正确的，而且是精妙的、恰到好处的译文。
（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王颖冲，本报记者肖人夫采访整理）
